郭沫若的《甲申三百年祭》发表时，曾引发过一场李自成研究热，其论文、专著当以千百计。然溢美之词、悖史之论甚多。人们不禁要问：历史果真如此么？

李自成于崇祯十一年败于梓潼，仅偕十八骑逃出重围，蛰伏于商洛山中。而至十七年能兵簿京师，颠覆明室，可谓其兴也勃。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入紫禁城，仅42天便退出北京，可谓其败也忽。李自成成也因其寇，败也因其寇，寇者气象比比见之。

李自成究竟养了多少军队，恐难有确切的历史记载。据督师候恂给崇祯的奏疏说：“臣乡自贼中来者，皆言百万。今且以人五十万、马五十万计，人食日一升，马食日三升，则是所至之处，日得八千盅粟也。”连年战争以及征饷、瘟疫、自然灾害，到处都是白骨蔽野、荒村弥望的惨象。其供给之难，李自成亦叹曰“今军需匮甚。”故于十六年十月颁《掠金令》筹饷．规定助饷额数为“九卿五万，中丞三万，监司万两，州县长吏半之。”追饷常常佐以刑罚。在大顺军占领区，皆设官治事，首为追饷，故酷刑比比见于记载。如在城固县，“贼索饷，加以炮烙”；在汾阳，“搜括富室，桁夹助饷”；在绛州等地，“士大夫惨加三木，多遭酷拷死”；大顺军占领宣化后，“权将军檄征绅弁大姓，贯以五木，备极惨毒，酷索金钱”；在永年县，“甚者断人手足，裂人肢体”；在曲周县，大顺县令拷饷竟“脑匝、夹棍、炮烙、拷打”，诸刑皆备。除刑具夹拶，“外有铁藜花、吕公绦、红绣鞋之名”。许多刑名刑具是闻所未闻的，都被大顺军用上了。

李自成于三月十九日进北京后，为继续其“助饷”政策，特在中央设立“比饷镇抚司”，以刘宗敏、李过主之。规定助饷额为“中堂十万，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，道科吏部五万三万，翰林三万二万一万，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”。为此，刘宗敏制作了五千具夹棍；《甲申纪事》称这种刑具“木皆生棱，用钉相连，以夹人无不骨碎。”夹棍之下饷资甚为可观。如嘉定伯周奎，追赃七十万，籍其家时又抄出现银五十三万两，杂器匹缎车载；大学士陈演，追赃四万，后又抄出银数万、黄金三百六十两；吏部尚书李遇知，追赃四万；户部主事于学时，追赃十三万；司礼监太监王之心，追赃十五万余，金银什器缎匹无算……。“凡拷夹百官，大抵家资万金者，过逼二三万，数稍不满，再行严比，夹打炮烙，备极惨毒，不死不休”；其哭号哀鸣之声响彻街坊。向勋戚官绅追饷的同时，对富商居民也极刑追逼，酷刑之下死者千余。至四月初一日，军师宋献策进言：“天象惨烈，日色无光，亟宜停刑。” 初七日李自成至刘宗敏寓，见庭院夹三百余人，哀号半绝，惨不可睹，始令其省刑放人。对不能缴足追赃银的官绅，则押至前门官店票号，立据借钱，称为“贷赃”，即使与店主素不相识，亦不敢不借。

时人称大顺军在北京的42天时间，计掠银七千万两。然而，刘宗敏只是献出了掠银的一部分，而李岩等仅是拿出自己所掠部分凑足上缴所差，绝不是拿出自己全部所掠进缴；至于下级军官和士兵所掠，并未上缴，他们究竟掠了多少财物，亦很难统计。实际掠银要高出七千万两许多。史家评述其事曰：“幽囚士大夫，用夹棍逼取金钱，此古今未经见之事，亦古今所未有之惨”；“古来亡国之俘，诛窜者有之，至于刑拷迫资，予未之闻也”。此足见大顺寇者气象之一斑。

大顺军进城时也曾申令纪律，于是居民脸贴“顺民”二字，夹道迎接闯王人马进城；商贾营业，街市如常。未几，大顺兵沿街大呼索马骡，“居民尽驱马骡出产外，贼争骑去。”进城后大顺军高级将领分居勋戚豪宅，如刘宗敏据都督田弘遇笫，李过据都督袁佑笫，谷可成据万驸马笫，李岩据嘉定伯周奎笫等等。中下级军官则分据各中下级官邸或富民巨室，并占其妻妾。大顺军进城约有四十余万士卒，散居民宅的士卒，便不受军营约束，在居民中为非作歹起来。

进城后的大顺军将士耽于享乐、沈湎酒色。他们不仅把宫中女子当作胜利品瓜分，“自成与刘、李诸贼分宫嫔各三十人，牛、宋诸贼臣亦各数人”；而且平日里“刘宗敏、李过、田见秀等归所据第，呼莲子胡同优伶、娈童各数十，分佐酒，高踞几上，环而歌舞。喜则劳以大钱，怒即杀之。诸伶含泪而歌，或犯闯字，手斩其头，血流筵上”。上之所好，下必效尤。士卒进居民宅，先“曰借锅，少焉，曰借床眠；顷之，曰借汝妻女姊妹作伴。藏匿者，押男子遍搜，不得不止。爱则搂置马上，不从则死，从而不当意者亦死；一人不堪众嬲者亦死。安福胡同一夜妇女死者三百七十余人。降官妻妾俱不能免。”大顺士卒在居民家中，“责男子饲马，妇女执黉、供酒浆，搜索银钱，发屋掘地不已。女年十二三、妇年五十皆不免。……汙妇女，三五朋淫，去来无定。”在京外大顺所占州县亦如此，“遇贼兵过，先掠民间妇女供应，稍或不足，兵即以刀背乱下，伪官苦不可言。美者掳去，恶者弃下，仍命本官云：‘留待后来者用’。妇女供役之苦如此。偷生者少，虽死节者亦不得清洁耳。”这样的一支队伍，何异于匪!大顺军在恣行杀掠中为防止居民逃匿，竟然也用上了连坐之法。他们“先令十家一保，如有一家逃亡者，十家同斩。十家之内有富户者，闯贼自行点取籍没，其中下之家，听各贼分掠。又民间马骡铜器，俱责令输营．于是满城百姓，家家倾竭。”这种大肆劫掠行为，居民称之为“淘物”! “刘宗敏、李过等大索京官，严刑拷掠，罄衣币金银诸器。未几，株连乡戚知交、典肄市贾，搜索寄顿，逮及菜佣、卖酱家、僧房、饭肆。”而“各铺有同乡株连者、有无故牵扯者，货物立尽，民不堪命，一时罢市”。大顺军还对“告缗”之法善为利用。如他们将各衙门衙役或长班抓来审问，令其供出某官绅金银密藏何处，即供即捉，严刑拷打。随即又以长班及市井无赖为响导，缉访官民藏蓄，并予重赏。顿时宵小之徒一时蜂聚，纷纷“告发”，或乘机报复，或持刀索财；“贼兵满路．手揣麻索，见面稍魁肥，即疑有财，系颈征贿”；甚至“青衿白户，稍立门墙，无幸脱者”。从三月二十二日开始行拷掠之刑起，不过十数日，在大顺占领区，勿论京城内外，已乱如鼎沸。

大顺军之暴虐与匪无异，这铁的史实证明了李自成的“山大王”特质，使他不具有政治谋略和政治威权，而比比可见的则是寇者气象。

生活在明朝暴政之下的民众，也曾寄希望大顺救民于倒悬。大顺军进京前，京城民众“每言流贼到门，我即开门请进。不独私有其意，而且公有其言。”可见民众其初对大顺何等拥戴。那知前门驱虎后门进狼，这群饿狼比虎更贪婪残暴。因此，当初的“顺民”们驱杀大顺官兵亦是情理中事。大顺的残暴首先在民众中产生“今不如昔”的怀旧思想，史载四月十四日有人在西长安街张贴“私示”云：“明朝天数未尽，人思效忠，于本二十日立东宫为帝，改元义兴。” 刘宗敏虽杀戮贴帖处数十家居民，然新的“私示”却不断出现。“私示”内容虽荒诞不经，但是这对北京市民来说无疑是动员令，对大顺来说则是宣战书。四月十五日京城内“讹言”四起，牛金星只得嘱大顺官吏“各自谨慎，无事少出”。此时明朝降官皆生悔心，无不欲乘机潜遁。继则伺机作乱；如《副总兵刘世昌塘报》中称：“昔日秦晋士民，惟愿寇来归贼；今遭窘辱，又望兵临，愿作内应，希得复仇雪恨。”这种被大顺逼得降而复叛的事是很普遍的，这也令人想到吴三桂在降清的诸多原因中，因遭李自成“窘辱”所驱逼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之一。在大顺军失利时，“顺民”们便乘势而起。如悉知李自成兵败山海关后，德州“诸生谢陛，一呼而起，杀大顺防御使关杰、州牧吴征文。移告远近，杀逐伪官，入来附者四十余州县”；“李自成败走，山东诸州县并杀其伪防御使、牧、令”；在泰安，前明官员“倡义诛伪官”；在安丘，乡绅“倡义内诛伪官，外拒土寇”。一时间，“河北、山东郡县，各杀伪官起义”。
　　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败退北京城后，“纵其下大肆淫掠，无一家得免者”；并将所掠物资装载西运，车马相续数十里。大顺兵乘乱溃逃或被市民击杀者数万。四月二十九日，李自成在武英殿搬演了最后一幕闹剧，“……追尊七代考为帝、后，伪丞相、天佑阁大学士牛金星代行郊天礼，六政府各颁一敕书，称大顺永昌元年。自成加衮冕，列仗受朝，鸿胪赞拜……”。这幕大戏演完，便运柴草入宫及各城门。是夜二更大顺兵纵火宫中；北京城内“止留大明门及正阳门、东西江米巷一带未烧，盖贼留一面出路也，其未出者，悉为百姓所杀，凡二千余人”。北京如一片火海，火光烛天。“宫中火作，百姓知贼走必肆屠戮，各运器物纵横堆塞胡同口，尽以木石支户，男子升屋累瓦石伏檐沟以伺。……百姓掷床几、扉板碍大道，奋铤大呼杀贼，京城内外百里同噪，飞瓦抛石若鸦，陈尘迷目．儿童妇女击钲鼓，鸣铜澡盆助之，或突出小巷狙击贼”。大顺之暴虐，又一次践履了“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”的古训。

综上所述，李自成的失败是流寇本质问题，而不仅仅是个“腐败”问题，更不是个“骄傲”问题。难道李自成不“骄傲”就能江山万世，就能改变王朝更迭的周期律吗？